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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_日瓦戈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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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打听道:“给谁送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是他。那就清楚了。”“不是他,是他女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苦苦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人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您的感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这孩子扬起头,从高处先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直伸着。如果一头狼意也这样仰起头来,谁都知道它马上就要嚎叫。孩子用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源源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一个身着黑衣、窄袖上镶了一圈皱壁的人走到坟前。这是死者的兄弟、正在哭泣的孩子的舅父,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
  他们过夜的地方是修道院里的一间内室,这是靠着过去的老关系才给舅舅腾出来的。正值圣母节的前夕。明天,这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去。尼古拉神甫在当地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里供职。火车票已经买好,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从邻近的车站那边,随风传来远处正在调车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汽笛声。
  到了晚上,天气骤然变冷了。两扇挨近地面的窗户,朝向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一角菜园,对着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和白天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墓地。除了几畦冻得萎缩发青的白菜以外,园子里空空荡荡。一阵风吹来,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向路边俯下身去。
  夜里,敲窗声惊醒了尤拉。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尤拉只穿一件衬衣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看不见道路,也看不到墓地和菜园。风雪在院子里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可以这样想象,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就尽情地欣赏给这孩子造成的印象。风在呼啸、哀嚎,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这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他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雪埋住,挖不出来;他害怕风雪在荒野里湮没了母亲,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在地下。
  结果仍然只是流泪。舅舅醒了,给他讲基督的故事,安慰他,后来打了一个呵欠,踱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服。天色渐渐发白。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就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和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有时住在彼得堡,有时出现在某个集镇,但经常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
  后来,病魔缠身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疾。她开始到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北部去治疗,尤拉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于这些变化,而在无止境的不安定的情况下,父亲不在身边也就不使他感到奇怪了。
  当初那个时代,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另外,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只要朝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公馆!”那就等于说:“到最远的地方去!”小雪橇就会把您送到一个很远的地点。在您周围是一处幽静的园林。落在低垂的云杉枝权上的乌鸦,扑撒下树上的寒霜。它们“叭、叭”的联噪,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几条纯种猎狗从林间小径后面的几幢新房子中间跑出来,越过了大路。它们跑来的那个方向,已经亮起了灯火。夜幕降临了。
  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家破了产。
  一九O三年的夏天,尤拉和舅舅并排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顺着田野驶向纺丝厂主、知名的艺术赞助者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杜普梁卡,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
  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可能恰好是吃午饭的时间,或者也许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阳光暴晒下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犯人剃了一半头发的后脑勺。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丝风,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离大路远些的地方堆起了麦垛,如果长时间地凝望过去,它们就像是些活动的人形,似乎是丈量土地的人沿着地平线边走边往本子上记什么。
  “这一片地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书局的杂役兼门房帕维尔问道;帕维尔斜身坐在驭者的位置上,拱着腰,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就表明他不是真正的车夫,赶车并非他分内的事。“这片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一片是老爷们的。”帕维尔一边答话,一边点着了烟,“那边的一片,”他用力吸了一口,烟头闪出了红火,停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才是农民的哪。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朝马这么险喝,又不住地斜眼看看马背和马尾,仿佛火车司机不停地看气压表。
  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天生憨厚,老实地跑着,拉边套的马不知为什么却像个十足的懒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来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因为书刊审查制度越来越严,书局要求作者重新审阅一遍。
  “乡下的老百姓造反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潘科夫斯克乡里杀了个做买卖的人,烧了地方自治局的种马场。对这类事,你怎么看?你们乡里的人怎么说?”
  帕维尔的看法原来比一心想打消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对土地问题的热情的书刊审查官还要悲观。
  “他们怎么说?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坏了,就是这么说的。对待我们这些人能这样吗?要是由着农民的性子,他们会自己互相卡脖子,我敢向上帝发誓。驾!又睡啦?”
  这是舅舅和外甥第二次到社普梁卡去。尤拉还以为记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旁远远地延伸开去,前后~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的时候,他觉得马上就能认出那个地方,从那儿起大路应该朝右转,拐过弯去,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会展现在眼前,还有那条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不过这一切很快又会从视野中消失。可是,每次他都认错了。田野接连不断,四周是一片又一片的树林。不断变换的一片片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幻想并思考未来的渴望。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之作,那时连一本也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想法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造就他的时势已经迫近了。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思索的是他们所考虑的所有命题,但是除了那些通用的术语外,他同他们通然不同。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然而尼古拉神甫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并且不停地继续探索。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木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它有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即便是黄口小儿和目不识丁的人都可闻可见。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
  和舅父在一起,尤拉觉得非常愉快。舅舅很像妈妈,同她一样,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他像她一样,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也像她一样,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善于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到杜普梁卡去。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同散步的妈妈。另外使尤拉高兴的是,又可以和寄居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一个名叫尼卡·杜多罗夫的中学生见面。尤拉觉得尼卡可能看不起他,因为比他大两岁,每次问好的时候,尼卡总是握住手用力往下拉,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前额,挡住了半边面孔。
  “赤贫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认为最好改用‘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在校样上作必要的改动。
  他们是在一个带玻璃棚的昏暗的凉台上工作的。眼睛还可以分辨出地上乱放着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一把破椅子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墙角立着一双沾了干泥巴的沼泽地用的水靴,靴筒弯到地上。
  “同时,死亡与出生的统计也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口授着说。
  “应该加上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写了下来。
  凉台上透风。小册子的书页上压着花岗石块,免得让风掀起来。
  修改结束以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忙着要回家。
  “要有雷阵雨,该回去了。”
  “没有的事,我不放你走。我们这就喝茶。”
  “天黑以前我必须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没用,我不管你这些。”
  从房前小花园里刮进茶炊的煤烟子味,冲淡了烟草和茉莉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熟奶油、浆果和奶渣饼从厢房端过去。这时候又听说帕维尔已经到河里去洗澡,把马也牵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答应留下来。
  “趁着准备茶点的工夫,咱们到悬崖上去看看,在那儿的长凳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因为是多年的至交,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家资富有的科洛格里沃夫的管家住的两间厢房。这幢小屋子和屋前的花圃,坐落在大花园的一个阴暗、荒芜的角落里,门前是一条半圆形的旧林明路。林阴路杂草丛生,如今已经没有往来的车辆,只有垃圾车经过这里往堆放干垃圾的一条沟谷里倒立和废弃的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既有进步思想又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目前正和妻子在国外旅行。住在庄园里的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和为数不多的仆人。
  生机盎然的黑绣球花长成一道稠密的篱笆,把管家的小院同整个花园、池塘、草地和老爷的住宅隔开。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外面沿着这道开满鲜花的篱笆走着,每走过同样距离的一段路,前方绣球花丛里就有数量相同的一群麻雀飞出来,使这道篱笆荡起一片和谐的惆嗽声,仿佛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前面有一条流水淙淙的管道似的。
  他们走过暖房、园丁的住房和一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石头建筑物的废墟。
  “有才能的人并不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不过,目前盛行各式各样的小组和社团。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无论他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和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这样的事物简直是凤毛群角。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是对生命的另一个更强有力的称呼。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必须忠于基督!啊,您又皱眉头了,可怜的人。您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淡黄色的细馨发和两络翘起的胡须使他很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够它的两端)。“我当然不会表示意见。您也知道,对这类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被免去教职的。我早就想问问。是不是胆怯了?革出教门了吗?”
  “您不必把话扯开。就是革出教门又怎么样?别说啦,已经用不着再诅咒这些了。总之,是摊上了几件晦气的事,到现在还受影响呢。比方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担任公职,不允许到京城去。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还是言归正传吧。方才我说过,要忠于基督。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得,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要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接照当前的理解,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一部《新约》就是根据。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这个,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电磁波,写出了交响乐。缺乏一定的热情是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为了有所发现,需要精神准备,它的内容已经包括在福音书里。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请注意,这是迄今为止最新颖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远古是没有历史的。那时,只有被天花弄成麻脸的罗马暴君所干出的卑鄙的血腥勾当,他丝毫也意识不到每个奴役者都是何等的蠢材。那时,只有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所夸大的僵死的永恒。只是基督降生之后,时代和人类才自由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在他以后,后代人的身上才开始有了生命,人不再死于路旁沟边,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主要任务之中。唉,俗话说得真不错,讲的人大汗淋漓,听的人一窍不通!”
  “这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学,我的胃口也消受不了。”
  “让上帝保佑您吧。算了,您不愧是个幸运儿!这儿的景色真美,简直叫人看不够!身在福中不知福,住在这儿的人反而感觉不到。”
  往河面上看去,令人目眩。河水在阳光下起伏不停地流着,如同整块的铁板,突然间又皱起一条条波纹。一条满载着马匹、大车、农夫和农妇的渡船,从这边向对岸驶去。
  “想不到刚过五点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您瞧,那是从塞兰兹开来的快车,总在五点零几分从这儿经过。”
  在平原的远处,一列明显的黄蓝颜色的火车从右向左开去。因为距离很远,显得很小。突然,他们发现列车停住了。机车上方升起一团团白色的蒸气。稍后,就从它那里传来了警笛的响尸。
  “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可能出事了。它没理由在那片沼泽地停车。准是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回去喝茶吧。”
  尼卡既不在花园,也没在屋子里。尤拉猜对了,他是有意躲避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枯燥乏味,况且尤拉也算不上是他的伙伴。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凉台上工作去了,于是尤拉有机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附近走走。
  这儿真是个迷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能听到黄鹤用三种音调唱出清脆的歌,中间似乎有意停顿,好让这宛如银笛吹奏的清润的声音,丝丝入扣地传遍四周的原野。薄郁的花香仿佛迷了路,滞留在空中,被褥暑一动不动地凝聚在花坛上!这使人想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那些避暑的小村镇!尤拉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在悦耳的鸟啼和蜂呜当中,似乎听到了妈妈在天上的声音飘扬在草地上空。尤拉周身颤抖,不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母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近~条沟谷,沿着土坡走下去,从上边覆盖着的稀疏、干净的林木中间下到长满谷底的赤杨树丛。
  这里潮湿而晦暗,地面上到处是倒下的树木和吹落的果实。花很少,枝节横生的荆树权权很像他那本插图《圣经》里面的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标和拐杖。
  尤拉越来越感到悲伤,情不自禁地想哭。他双膝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上帝的天使,我的至圣的守护神,”尤拉作起了祷告,“请指引我的智慧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告诉妈妈,我在这儿很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死后有知,主啊,请让妈妈进入天国,让她能够见到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圣容。妈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她不可能是罪人。上帝啊,对她发慈悲吧,不要让她受苦。妈妈!”在心肝欲碎的痛苦中,他向上天呼唤着,仿佛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他突然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
  他昏厥的时间木长,苏醒后听到舅舅在上边的什么地方叫他。尤拉回答了一声,便向上走去。这时他忽然想起,还不曾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
  可是一时的昏迷过后,他觉得心情很好,不愿失掉这种轻快的感觉。他想,如果下次再替父亲祈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他会耐心等着的。”尤拉这么想着。对自己的父亲,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在火车的一间二等卧车厢里,坐着从奥伦堡来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戈尔东律师。这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沉思的面孔上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到莫斯科供职,孩子随着去莫斯科念中学。母亲和姐妹们已经先一步到达,正忙于布置新居。
  男孩和父亲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两天多。
  被太阳照得像石灰一样白的灼热的尘雾中,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飞快地掠过。大路上行驶着络绎不绝的大车,笨重地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看去,车队仿佛是静止的,只见马匹在原地踏步。
  每到一个大站,乘客们便忙不迭地跑向小卖部,西斜的太阳从车站花园的树林后边照到他们匆匆移动的脚步,照亮车厢下的车轮。
  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的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是被切身利害的作用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也有人另给它取个名称。
  对这条法则来说,这个男孩却是个伤心而沉痛的例外。忧郁始终左右着他,无牵无挂也不能使他轻松和振作。他自知身上有着继承下来的特性,常常以一种神经过敏的警觉在自己身上捕捉它的征兆。这使他痛心,伤害着他的自尊。
  从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体质发育得同旁人并无二致,言语、习惯也与常人无异,却不能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只能得到少数人的喜爱,却要遭到另一些人的嫌弃。他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生来低人一等,便永远不可能改善处境。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还需要生存?这个只会带来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名称,能得到什么报偿或者公正的解释?
  当他请求父亲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应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让米沙认为是深刻的想法,使他在这个摆脱不掉的问题面前无言地折服。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渐渐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弄糟而又无法收拾的。他相信,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把这一切弄个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这件事来说,谁也不能判定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的举动不对;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拉开车门,如同从跳板上跳水似的从快车上倒栽葱跳到路基上,他当时不应该让火车停下。
  正因为扳了紧急制动闸的不是别人,而是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结果列车才这么不明不白地停了下来。
  谁都不了解火车耽搁下来的缘由。有人说是突然停车损坏了气动刹车装置;也有人说是因为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没有一个冲力机车就启动不了。同时又传来另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很有地位的人,他的随行律师要求从离这里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找几位见证人来作调查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司机助手要爬到电话线杆上去的原因,大概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隐隐约约可以闻到有人想用盥洗水冲净厕所时发出的气味,还有一股用油腻的脏纸包着的带点臭味的煎鸡肉的味道。几位两鬓已经灰白的彼得堡的太太,被火车头的煤烟和油脂化妆品弄得一个个活像放荡的茨冈女人,可是照旧往脸上扑粉,拿手帕擦着手掌,用低沉的吱吱哇哇的声音谈天。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走过戈尔东的包房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就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正在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什么,要是从她们把嘴~撇的模样来判断,仿佛是说:“哎呀,您说说看,这可是多么让人激动呀!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边的草地上。一条已经发黑的凝结了的血印,很清楚地横过死者的前额和眼睛,好像在他脸上画了个一笔勾销的十字形符号。血仿佛木是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来的,倒像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条药膏,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和抱着同情心的人围在死者身边,去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朋友,也就是和他同车厢的那个身体健壮、神态傲慢的律师,仿佛裹在汗湿的衬衣里的一头种畜,麻木地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望着死者。他热得难过,不停地用帽子扇风。无论问什么,他都似理不理地耸耸肩膀,连身子都不转,回答说:“一个酒鬼。这难道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发酒疯的下场。”
  一个身穿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的消瘦的妇人,两三次走到死者身边。这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上了年纪的寡妇季韦尔辛娜。她带着两个儿媳免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女人把头巾裹得很低,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像是修道院长身后的修女。周围的人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合他的心意。
  父亲说,死者是个出名的富翁,一个和善的、对自己的一半行为已然不能负责的鞭身泥的信徒。他当着米沙的面毫无顾忌地谈起和米沙年纪相同的自己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说到了后来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讲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脸色由于惊恐而变得苍白,谈话也显得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
  他听见人们在找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他,对他不在觉得奇怪。过后,他们就到卧室来了。
  “唉,有什么办法,”韦杰尼亚平说道,“进去吧,尤拉,也许一会儿就能找到你的同伴,那时再一块玩吧。”他们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动,让尼卡在这个荒唐而丢脸的藏身之处受困二十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走进花园。
  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尼卡已经年满十三岁,他感到烦恼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子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睡,黎明时从厢房走了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在花园的地面上洒下露水沾湿的斑驳的长长的树影。影子并不阴暗,而是深灰色的,像湿毛毯一样。清晨沁人心脾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升起,树影中间透出条条光线,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一般。
  突然有一条水银似的带子,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它不停地流过去,也不向土里渗透。骤然间这带子猛地弯向一边,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练蛇。尼卡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仿效母亲,也喜欢高谈阔论,追求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界上真是美妙!”他心中在想,“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现在我就给这白杨下命令。”他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微微颤动的白杨看了一眼(这棵树德湿、发亮的叶子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这么想着,“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像发疯似的用全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血肉祝祷着,想象着:“你给我停止!”杨树立刻顺从地一动木动了。尼卡高兴得笑起来,接着就跑下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续刑,后来蒙沙皇特赦才改服苦役。他母亲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郡主,是个性情乖张但还很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是醉心于某些事情,比如同情暴动和反抗分子,主张极端的学说,吹捧著名的演员和帮助可怜的失意人,等等。
  她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幻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温存而又傻气的呢称,像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里,最使他惊奇的是院子里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巨树。它那大象耳朵一般的叶子遮住了南方的灼热的晴空。尼卡无论如何也不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而不是动物。
  让孩子使用父亲的可怕的姓名是要担风险的,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允许尼卡改用母亲的姓氏。
  就在他躲在床上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感到愤想不平的时候,其中也想到了这件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个什么人,怎么能这样过分地干涉他的事?等着看他会怎样教训他们吧!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因为她十五岁,就可以翘鼻子,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和他讲话吗?瞧着吧,要给她点厉害看看!“我恨她,”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了几遍,“我要杀死她!叫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妈妈倒是盘算得挺好。她走的时候肯定是骗了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她在高加索一天也没有停留,就在最近的一个枢纽站换车北上,到了彼得堡以后,又和大学生们一起枪击警察。可是他却该在这鬼地方活活地烂掉。不过,他~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捉弄一番。把娜佳淹死,离开学校,到西伯利亚去找父亲发动起义。
  池塘四面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稠密的睡莲丛中,发出干涩的缓牵声。只有空隙的地方才露出池水,仿佛是西瓜汁从切口当中渗了出来。
  尼卡和娜佳开始采摘睡莲。两个人同时抓住了一枝如同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结实的茎干,结果被它拖到一起,头碰到了一块儿。小船就像被钩竿搭住似的向岸边漂去。莲梗续在一起,越来越短,只见一朵朵白花绽开艳丽的花心,仿佛带血的蛋黄,一忽地沉到水里,一忽儿又淌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花,把小船压得越来越斜,两个人几乎是并排地俯在倾斜的船舷上。
  “我已经讨厌念书了,”尼卡说,“已经到了挣钱谋生,走上社会的时候了。”
  “可是我正要请你讲讲联立方程式哪。我的代数不行,差一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的话里有刺。不用说,这是提醒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联立方程式!尼卡根本还没尝过代数是什么滋味哪。
  他丝毫没有露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故意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话,但是立刻就觉得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谁呢?”
  “嗅,这还早着哪,不过可能谁都不嫁。我还没想过这事。”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开始争吵起来。尼卡想起了早晨他曾经十分讨厌女人的心情。他警告娜佳说,如果还继续说混话,就把她淹死。
  “你试试看吧。”娜佳回答说。他拦腰一把将她抱住,两个人挣扎起来,结果失去重心,一齐跌到了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不过睡莲有些缠手缠脚,而且还够不到底。最后,他们总算踩着陷脚的淤泥,躺水走到岸边。水像小溪一样从两个人的脚下和口袋里流出来。尼卡感到很疲乏。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的春天,他们一定会这样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却都一言不发,还端不过气来,由于刚才发生的荒唐事而感到压抑。激怒的娜佳默默地生着闷气。尼卡周身疼痛,手脚和两肋像是被棍子打了一顿。最后,娜佳像个大人那样轻轻地说了声:“神经病!”尼卡也像个成人似的说:“请原谅!”
  两个人朝住宅的方向走去,仿佛是两只水桶,在身后留下一道湿滴滴的印迹。他们走的路穿过一片有蛇出没的土坡,就离尼卡早晨见到.赤练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了夜间自己那种奇怪的精神昂奋状态,想起了黎明时刻和清晨曾经使大自然听命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力量。现在该命令她做什么呢?尼卡在想。他如今最需要的又是什么?他似乎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和娜佳再次一起滚到水里去,而且现在就情愿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弄清这个希望是否会实现。
  同日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另外的事件突然压倒了它。革命的洪流激荡着俄罗斯,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个时候,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编、已经俄国化的法国女人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吉沙尔,带着儿子罗季翁和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她把儿子送进武备中学,女儿送到女子寄宿学校,正好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沙尔太太从丈夫手里得到一笔有价证券,先前的行情曾经上涨,目前却正往下跌。为了财产不受损失和避免坐吃山空,吉沙尔太太从女裁缝的继承人手里买了一处不大的产业,就是。坐落在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哑缝纫作坊,取得了使用老字号的权利;照应先前的老主顾并留用了全体裁缝女工和学徒。
  吉沙尔太太这么办,完全是听从了丈夫的朋友、自己的保护人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劝告。此人是个精通俄国事务、沉着冷静的实干家。这次举家迁移,是她和他事先通过信商定的。科马罗夫斯基亲自来车站迎接,并且穿过莫斯科全城把他们送到在军械胡同“黑山”旅店租下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把罗佳送进武备中学,是他的建议;拉拉人学的女子学校,也是经他介绍的。他以漫不经心的神气和这个男孩子开着玩笑,同时用令人脸红的目光盯着那个女孩子。
  在搬进作访三间一套的小小住宅去之前,她们在“黑山”住了将近一个月。
  那一带是莫斯科最可怕的地方,聚居着马车夫,有整条街道专供寻花问柳,又是许多下等妓女穷困潦倒的所在。
  不整洁的房间、屋里的臭虫和简陋的家具,这都不会让孩子们感到奇怪。父亲死后,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恐惧当中。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了说他们全家处于死亡的边缘之类的话。他们知道自己还算不上是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可是在有钱人的面前,总像是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那样忐忑不安。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的活榜样。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年已三十五岁,体态丰满,一头黄发,每当心血来潮的时候总要做些蠢事。她胆子小得出奇,对男人怕得要命。正因为是这样,才由于惊吓而张皇失措地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她家住的房间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从一开始就住着一位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这人是个好出汗、秃顶上戴着扑粉假发的和事佬,每逢要说服别人,两手就像祈祷似的合起来放到胸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头向后仰着,兴奋地闪动着眼睛。他常常不在家,往往~连几天都留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已经彼此熟悉了,相互照应使他们接近起来。
  有孩子们在跟前,科马罗夫斯基每次来访都让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觉得不方便,于是特什克维奇走的时候,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她接待朋友。对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吉沙尔很快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有好几次为了逃避自己的保护人,她噙着眼泪敲他房门求他保护。
  这是幢平房,离特维尔街的拐角不远。可以感觉得出布列斯特铁路干线就在附近,因为从隔壁开始就是铁路职工宿舍、机车修理场和仓库。
  奥莉妮·杰明娜每天回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这个聪颖的女孩子是莫斯科商场一个职员的侄女。
  她是个很能干的学徒,是当初的商场老板物色到的,如今很快要成为一名工匠了。奥莉姬·杰明娜非常喜欢拉拉。
  一切还都保持着列维茨卡妮在世时的老样子。在那些满面倦容的女工脚踏或手摇之下,缝纫机发狂般地转动着。有些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缝纫,不时抬起拿着针的手,针上穿着长长的线。地板上乱丢着碎布头。说话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压过缝纫机的塔塔声和窗拱下面笼子里的金丝雀的啼叫声。大家都管这只鸟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先前的主人已然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太太们都像图画中的人物似的围在一张放了许多杂志的桌子旁边。她们站的、坐的或是半倚半坐的姿势,都模仿着画片上的样子,一边翻看服装样式,一边品评着。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经理的位子上,坐着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的助手、老裁剪工出身的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秀京娃。她骨骼突出,松弛的两须长了许多疣德。
  她用发黄的牙齿叼住一支装了香烟的象牙烟嘴,眯起一只瞳孔也是黄色的眼睛,从鼻子和嘴里向外喷着黄烟,同时往本子上记着等在那里的订货人提的尺码、发票号码、住址和要求。
  在作坊里,阿马利娘·卡尔洛夫娜还是个缺少经验的新手。她还不能充分体会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不过大家都很老实,对费季索娃是可以信得过的。可是,正赶上这些让人操心的日子。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害怕考虑未来。绝望笼罩着她,事事都不如意。
  科马罗夫斯基是这里的常客。每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穿过作坊往那一边走去的时候,一路吓得那些正在换衣服的漂亮的女人们躲到屏风后面,从那里戏该地和他开着放肆的玩笑;成衣工就在他背后用不大看得起和讥讽的口气悄悄地说:“又大驾光临了。”“她的宝贝儿来了。”“献媚的情人来了。”“水牛!”“色鬼!”
  最招人恨的是他有时候用皮带牵来的那条叫杰克的叭儿狗。这畜生快步向前猛冲,扯得他歪歪斜斜地走着,两手前伸,好像是让人牵着的一个盲人。
  春天,有一次杰克咬住了拉拉的脚,撕破了一只袜子。
  “我一定把它弄死,这魔鬼。”杰明娜像孩子似的凑近拉拉的耳朵哑声说。
  “不错,这狗真叫人讨厌。可是你这小傻瓜有什么办法?”
  “小声点,别嚷,我教给你。复活节的时候不是要准备石头鸡蛋吗。就是你妈妈在五斗橱里放的……”
  “对,有大理石的,还有玻璃的。”
  “是呀,你低下点头,我悄悄跟你说。把它们拿来涂上猪油,弄得油糊糊的,这条跟撒旦一样坏透了的杂毛畜生这么一吞,就算大功告成!保准四脚朝天!”
  拉拉笑了,同时带点羡慕地思量着:这个女孩子生活环境很穷困,自己要参加劳动。在乎民当中有些人成熟得很早。不过,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没有受到损害的、带着纯真的稚气的东西。石头鸡蛋,杰克——亏她想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她继续想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而且要为这一切感到痛心呢?”
  “对他来说,妈妈就是……他也就是妈妈的……这个丑字眼儿我可说不出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用那种眼神看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虽然十六岁刚过,拉拉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少女了。看上去像是十八岁或者更大一些。她头脑清晰,性格明快。她出落得非常标致。
  她和罗佳都懂得,生活中的一切要靠自己用双手去挣。和那些花天酒地的人不同,她和他都来木及过早地学会钻营之术,也不会从理论上去辨别那些实际上还接触不到的事物。只有多余的东西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
  姐姐和弟弟都很清楚,事事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已经争取到手的要万分珍惜。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必须工于心计,善于盘算。拉拉用心学习并非出于抽象的求知欲,倒是因为免缴学费就得做个优秀生,就得有好成绩。如同努力读书一样,拉拉也毫不勉强地干着洗洗涮涮之类的家务活,在作坊里帮帮忙,照妈妈的吩咐到外边去办些事。她的动作总是无声无息而又和谐轻快,她身上的一切,包括那不易觉察的敏捷的动作、身材、嗓音、灰色的眼暗和亚麻色的头发,都相得益彰。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每逢假日,清晨可以在床上懒散地多呆一会儿。拉拉仰面躺着,双手向后交叉在枕头下。
  作坊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朝向院子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到远处有一辆四轮马车隆隆地从鹅卵石的大路走上铁轨马车的轨道,粗重的碰撞声变成了像是在一层油脂上滑行似的均匀的响动。“应该再睡一会儿。”拉拉这样想着。隐约的闹市声犹如催人入睡的摇篮曲。
  透过左边的肩肿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不错,就是这肩膀和腿,再加上所有其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她本身、她的心灵或气质,这些加在一起匀称他形成了躯体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该睡了。”拉拉这么想,脑海里浮现出车市商场向阳的一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车库附近的地评上停放着的出售的马车、车灯的磨花玻璃、熊的标本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往下,拉拉的心里出现了另一个场面:龙骑兵正在兹纳敏斯基兵营操场上训练,绕圈走着井然有序的马队,一些骑手在跳跃障碍、慢步、速步、快跑。许多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娘,站在兵营的篱墙外面看得目瞪口呆。
  “再往下走,”拉拉继续想,“就该到彼得罗夫卡了,然后是彼得罗夫铁路线。拉拉,你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想象?原先只不过是要描绘出我的房子,它应该就在附近。”
  科马罗夫斯基的一个住在车市商场的朋友,为小女儿奥莉卡庆祝命名日。于是成年人有了开心的机会,又是跳舞,又是喝香按。这位朋友也邀请了妈妈,可是她身体不好,不能去。妈妈说:“带拉拉去吧。您不是常告诫我说:‘阿马利哑,要好好照看拉拉。’这回就让您好好地照看她吧。”他真照看了她,没得说,哈,哈,哈!
  多么令人销魂的华尔兹!只管转啊,转啊,什么都用不着去想。只要乐声继续回荡,生活就像在小说中一样飞逝,一旦它文然而止,就会产生一种丢丑的感觉,仿佛被人浇了一盆冷水或者赤身****被人撞见。除此之外,你允许别人放肆是出于夸耀,借此表示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她始终不曾料到他居然跳得这么出色。那两只乖巧的手,多么自信地拢住你的腰肢!不过,她是决不会让任何人吻自己的。她简直不能想象,另一个人的嘴唇长时间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其中能够凝聚多少无耻!
  不能再胡闹了,坚决不能。不要装作什么都不懂,不要卖弄风情,也不要害羞地把目光低垂。否则迟早是要出乱子的。可怕的界限近在咫尺,再跨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忘记吧,别再想舞会了,那里边无非都是邪恶。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借口总是能够找到的:还没学过跳舞,或者说,脚扭伤了。
  秋天,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发生了骚动。莫斯科到喀山全线罢了工。莫斯科到布列斯特这条线也应当参加进去。已经作了罢工的决定,不过在罢工委员会里还没有议定什么时候宣布罢工日期。全路的人已然知道要罢工,就是还得找个表面的借口,那样才好说明罢工是自发的。
  十月初一个寒冷多云的早晨。全线都是在这一天发薪金。账房那边好久不见动静。后来才看到一个男徒工捧着一叠表册、薪金登记表和一堆拣出来准备处罚的工人记录簿往账房走去。开始发薪了。在车站、修配厂、机务段、货栈和管理处那几幢木头房子中间,是一长条望不到头的空地。来领工钱的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助手,还有停车场的那些清扫女工,在这块空地上排了长长的一队。
  市镇的冬天已经来临,这是可以感觉到的。空气中散发着踩烂的械树叶子的气味,还有机车煤烟的焦臭和车站食堂的地下室里刚刚烤出炉的热面包的香味。列车驶来驶去,一会地编组,一会儿拆开,有人不住地摇晃着卷起或者打开的信号旗。巡守员的喇叭、挂车员的哨音和机车粗重的汽笛声,很协调地融合在一起,白色的烟柱仿佛顺着没有尽头的梯子向天空上升。机车已经停在那里升火待发,灼热的蒸汽炙烤着寒冷的冬云。
  沿着路基的一侧,担任段长职务的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本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前后踱来踱去。安季波夫对养护工作已经厌烦了,不住地抱怨给他运来换轨的材料质量不合格,比如说,钢的韧性不够,铁轨经受不住挠曲和破裂的试验。安季波夫估计,如果一受冻,就会断裂。管理处对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的质问漠然置之。这里头可能有人捞到了油水。
  富夫雷金穿的是一件外出时穿的皮大衣,敞着扣子,里面是一套新的哗叽制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脚步,一边欣赏着上衣前襟的招缝、笔挺的裤线和皮鞋的美观式样。
  对安季波夫的话,他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富夫雷金想的是自己的事,每分钟都要掏出表来看,似乎急于要去什么地方。
  “木错,很对,老爷子,”他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安季波夫的话,“不过这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正线上,或者是哪一段车次多的区间。可是请你想一想,你已经到手的是什么?有备用线,有停车线,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空车编组,调用窄轨机车。怎么,还不满意!是不是发疯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铁轨,换上木头的也没关系!”
  富夫雷金又看了一次表,合上表盖,然后就向远处张望。一辆长途轻便马车正从那个方向朝铁路这边驶来。这时,大路的转弯处又出现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才是富夫雷金自己家的那辆,妻子坐车来接他。车夫在路基跟前才使马停住,两手仍然扯紧经绳,一边不停地用女人似的尖嗓子险喝着,好像保姆对待淘气的孩子。拉车的马像是有点怕铁路。车厢角落里一位漂亮的太太随便地倚在靠枕上。
  “好啦,老兄,下次再谈吧,”段长说着摆了一下手,“现在顾不上考虑你说的这些道理。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呢。”夫妇两个坐车离开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接近黄昏。路旁的田野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了先前没见到的一双人影,不时回头张望,一边快步向远处走去。这两个人是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
  “走快点,”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是怕侦探跟踪。这个会开得拖拖拉拉,肯定快结束了。他们从地窖一出来就会赶上咱们。我可不愿见他们。都这么推来推去,又何必多此一举。当初成立什么委员会啦,练习射击啦,钻地洞啦,看来都是白费!你倒是真不错,还支持尼古拉耶夫街上的那个废物!”
  “我的达里哑得了伤寒病,得把她送进医院。只要还没住上院,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听说今天发工钱,顺路去一趟账房。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敢说,今天要不是开支的日子,我就会朝你们这帮家伙牌上一口唾沫,紧接着一分钟也不多等,就结束这吵闹的局面。”
  “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法子?”
  “没什么新奇的,到锅炉房把汽笛一拉,就算大功告成了。”
  两个人分了手,各走各的路。
  季韦尔辛走的是去城里的路。迎面不断遇到从账房领钱回来的人。人很多。季韦尔辛估计,车站区域内他几乎不欠任何人的账。
  天色暗了下来。在空旷的广场上,账房旁边的灯光下聚了一些没上班的工人。广场的人口停着富夫雷金的马车。富夫雷金娜坐在车里,还是先前的那个姿势,似乎从早晨起就不曾下过车。她在等着到账房去取钱的丈夫。
  骤然间下起了湿润的雨夹雪。车夫从座位上下来,支起皮车篷。他用一只脚撑住车厢的后帮,用力扯动篷架的横梁。坐在车里的富夫雷金娜却在观赏在账房的灯光辉映下闪烁飘过的、裹着无数银白色小珠子的水气。她那一眨也不眨的眼睛向聚在一起的工人头上投去一瞥,带着期望的神色,如果有必要,这目光似乎可以像透过雾气或寒霜一样,洞穿这人群。
  季韦尔辛无意中看到了她的神色,觉得非常厌恶。他没有朝富夫雷金娜鞠躬问好就退到一旁,决定过一会儿再去领钱,免得在账房见到她丈夫。他往前走了走,来到灯光较暗的修配厂这边。从这里可以看到黑暗中通向机务段去的许多支线的弯道。
  “季韦尔辛!库普里克!”暗处有好几个声音朝他喊道。修配厂前边站了一群人。厂房里有谁在叫喊,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替孩子说说情吧。”人堆里有个女人这么说。
  老工长彼得·胡多列耶夫又照老习惯在打他那个受气包——小学徒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先并不这么折磨徒弟,不是酒鬼,手也不重。从前有个时候,莫斯科市郊工场作坊区的买卖人和神甫家里的姑娘们,见到这个仪表堂堂的有手艺的工人都要偷偷看上几眼。季韦尔辛的母亲当时还刚刚从教区学校毕业,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就嫁给了他的同伴、机车修理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
  萨韦利·尼基季奇惨死以后(在一八八八年一次轰动一时的撞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在她守寡的第六个年头上,彼得·彼得罗维奇再次向她求婚,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喝上了酒,开始胡闹,固执地认为他之所以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是整个世界的过错,一心要同整个世界算账。
  尤苏普卡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在厂子里,李韦尔辛总是护着这个孩子,这也让胡多列耶夫对他不大满意。
  “你是怎么用锉刀的,你这个笨蛋!”胡多列耶夫吼着,抓住尤苏普卡的头发往后拖,使劲打他的脖梗儿。“铸工件能这么拆吗?我问你,是不是成心糟踏我的活儿?你这个斜眼鬼!”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大爷!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啊,疼啊!”
  “告诉他一千遍了,架子要往前推,拧紧螺栓,可是他根本不听。差一点断了大轴,这个狗娘养的。”
  “大爷,主轴我可没动,老天爷,我真没动。”
  “干吗要折磨一个孩子?”季韦尔辛从人堆当中挤进去问道。
  “家狗咬架,野狗可别往前凑。”胡多列耶夫回了一句。
  “我问你,为什么折磨孩子?”
  “跟你说,趁早赶紧走开,少管闲事。打死他也算不了什么,下流坯,差点地把大轴给我毁了。应该让他亲亲我的手,饶他一条活命,这个斜眼鬼。我只不过揪着他耳朵、头发教训教训。”
  “还要怎么样,照你说是不是该把脑袋揪下来,胡多列耶夫大叔?应该懂得害臊。已经是老师傅啦,活到白了头发还不通情理。”
  “走开,走开,我说,趁着你身子骨还是整个儿的。要不我打你个魂灵出窍。敢来教训我,你这个狗屁股!你是在枕木上让人日出来的,就在你爹眼皮子底下。你妈是只烂猫,这瞒不了我,破鞋!”
  接着发生的事不超过一分钟。两个人都顺手从放着沉重的工具和铁锭的车床上头抄起了家伙。这时候要不是人们一下子上去把他们拉住,两个人都会把对方打死。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站在原地,低着头,前额几乎碰到一起,脸色煞白,瞪着充血的眼睛。暴怒之下,谁都说不出话来。大家从后面紧紧抓住他们俩的手。几分钟的工夫缓过了气力,他们扭动身子要挣开,拖曳着吊在身后的伙伴。衣服领钩、扣子都挣脱了,上衣和衬衫从肩膀上滑了下来。乱糟糟的喊叫声在他们周围一直不停。
  “凿子!把凿子夺下来。”“这会把脑袋凿穿的!”“平静一点吧,彼得大叔,不然把手给你扭脱臼!”“干吗还跟他们废话?把他们拉开,锁起来就完了。”
  突然,季韦尔辛以一股超人的力气甩掉了扑在身上的人,挣脱出来,几步就冲到了门口。人们刚要冲过去揪住他,可是看到他已经没有了那股发疯的劲头;就作罢了。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秋夜的潮气和黑暗包围了他。“要想给大家办点好事,就有人往你助上插刀子。”他自己嘟饿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和往哪儿去。
  在这个卑鄙、虚伪的世界上,养尊处优的太太竟然用那种眼光看着卖力气干活儿的人;可是在这个制度下受罪的人,却让酒灌得昏迷不醒,只能在方才这样的作践自己当中得到某种满足。对这样的世界,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他走得很快,似乎急促的脚步可以使他发热的头脑里渴望的世上只有理智和安宁的时代更快到来。他懂得,最近一些日子他们的各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以及尚未执行、但也没有取消的罢工的决定,都是今后这条漫长道路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兴奋得急不可耐地想要一口气跑完全程。他大步向前走着,心里还不大清楚究竟往哪里去,然而两只脚却知道应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季韦尔辛事后很久都不曾料到,就在他和安季波夫从地窖里出来走了以后,会议决定当晚罢工。委员们立刻分了工,规定了谁该到哪儿去和把谁从什么地方撤回。好像是从季韦尔辛心坎儿里发出来的一样,机车修理场里响起了开始是暗哑的、随后逐渐变得峻亮和整齐的信号声。这时候,从车库和货运站拥出的人群已经从进站的信号机那儿向城里走去,接着就同听见李韦尔辛的哨声而放下工作的锅炉房的人群汇合到一起了。
  好多年来季韦尔辛都以为,那天晚上是他一个人让整条铁路停止了运行。只是在最后审讯过程中,根据全部事实审判的时候,没有添加上指使罢工这条罪名,他才明白过来。
  人们纷纷跑了出来,不住地问:“这是叫大家上哪儿去?”黑暗中有人回答说:“你又不是聋子,没听见吗,这是警报,得救火。”“什么地方着火了?”“当然是着火了,要不为什么拉汽笛。”
  门砰砰地响,又走出来一批人。传来另一些人的说话声。“真会说,着火了!乡巴佬!别听这傻话。这就叫歇工,懂不懂?你看,这是套具,这是笼头,可咱就是不上套。回家去吧,小伙子们。”
  人越来越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到第三天才回家的季韦尔辛,冻得不住打寒颤,觉没睡够,脸也没有刮。前一天夜里突然变冷,这个季节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可是季韦尔辛穿的是一身秋衣。
  在大门口碰见了看门人吉马泽特金。
  “谢谢,季韦尔辛先生,”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让尤苏普卡受屈,让他一辈子替你祷告上帝吧。”
  “你是不是变傻了,吉马泽特金,我对你算得上什么先生?求你别这么说了。有话快讲吧,你瞧这天气够多冷。”
  “怎么能让你挨冻呢,你会暖和的,萨韦利耶维奇。昨天我们帮你妈妈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商场运了整整一棚子木柴。全是一色的烨木,又干、又好的烧柴。”
  “太谢谢啦,吉马泽特金。你好像还有话要说,请快讲吧,我都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你别在家过夜了,萨韦利耶维奇。得躲一躲。警察来过,警察分局长也来过,打听同你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我说没见到有什么人来,只有他的徒弟、机车乘务组和铁路上的人来过。另外的什么人可向来没见过。”
  独身的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哥哥一起住的这幢房子,是邻近的圣三一教堂的房产。房子的一部分住了教士和两家在城里零售水果、肉类的摊贩,其余的住户大多数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这条线上的铁路职工。
  房子是石砌的,几条木结构的回廊从四面围住一个肮脏、零乱的院子。同回廊相连的几条通到楼上去的又脏、又滑的木头楼梯,总散发着一股猫尿和酸白菜气味。紧靠楼梯转角的平台是厕所和门上挂着锁的储藏室。
  李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列兵,在瓦房沟负了伤,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到那里去探望和照料。李韦尔辛一家几代人都是铁路员工,出门行路是方便的,可以使用俄罗斯全境的免费公务车票。家里如今非常安静,显得空落落的,只住着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楼,在回廊一进门的前边,门口有一只由送水夫装满了水的木桶。当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走上自己住的这一层的时候,发现木桶的盖子被挪到一边,水面的冰上冻住了一只铁菜缸。
  “不会是别人,准是普罗夫。”李韦尔辛想着就笑了。“真是个喝不足的无底洞,一肚子的火气。”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个诵经士,一个出了名的不服老的人,和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是远亲。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把茶缸从冰面上掀下来,放好桶盖,然后拉了一下门铃。一股家居的热气和香味迎面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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