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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序

作者或出处：萧统

原文：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日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牋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耳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译文或注释：

　　我看那原始时代的远古风俗，人类处在冬住窟夏居巢、连毛带血吃生肉的时期，世风质朴，民情淳厚，文字文章还没有产生。到了“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才开始画八卦，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方法，从此以后文章典籍就应运而生了。”《易经》上说：“观察日月星辰，用来考察四季的变化；观察诗书礼乐，用来教化人民使之有成就。”诗书礼乐的意义真深远广大啊！椎轮这种简陋的车子是帝王乘坐的大辂的原始模样，但大辂哪有椎轮的质朴？厚厚的冰层是积水凝结而成的，但积水并没有厚冰的寒冷。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承继那造车之事却增加了文饰，改变了水的本来状态却变得更加寒冷。事物既然有这种现象，文章也应当如此。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我们难以全部搞清它的变化规律。

　　让我尝试议论一下这个问题吧：《毛诗序》上说：“《诗经》有六义：第一叫做风，第二叫做赋，第三叫做比，第四叫做兴，第五叫做雅，第六叫做颂。”至于现代的作者，跟古代大不一样。赋本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表现手法，现在却发展成为用“赋”命名的独立文体。荀卿、宋玉率先标明创作赋体，贾谊、司马相如跟在后面继续发扬。从此以后，这类作品源远流长确实繁富。描写城市园囿，有张衡《西京赋》和司马相如《上林赋》这样的作品；劝戒帝王不要沉湎游猎，有扬雄《长杨赋》《羽猎赋》一类的创作。如果论起那些记一事、咏一物，寄兴风云草木和鱼虫禽兽之类的作品，推广扩大其题材，就不能一一尽述了。

　　又有楚国诗人屈原，心怀忠贞，志行清正，因为楚王不是从善如流的国君，臣下所进献的忠言他听不顺耳，屈原为国家百姓深谋远虑，却反而被放逐在湘水之南。刚直忠正之心已经遭到伤害，抑郁不平的感情无处申诉，面对江水产生投江报国的决心，行吟泽畔面带憔悴的神色。骚人的作品从此兴起了。

　　诗歌，是心志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现，感情在内心激荡而表现在语言上。《关雎》、《麟趾》是端正初始之道的表达，《桑间》、《濮上》是亡国之音的流露。所以《诗经》的正道，光彩照人，值得鉴赏。自从汉朝中叶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又渐渐不同了，有韦孟退居邹县讽谏的诗作，有降将李陵“携手上河梁”这样的篇什。四言诗和五言诗区分开来，又产生了少则三字、多则九字的诗歌，各种诗体一齐出现，象分镳共驰的马车一样同时并起。“颂”是用作歌功颂德、赞美成功的体裁，从前尹吉甫有“穆若清风’那样的赞辞，季札有“至矣哉”那样的赞叹。抒发感情形成诗歌，正如上面所说风雅和韦、李的诗歌；总括成功形成颂体，也就象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季札的作品了。其次，“箴”是为弥补过失而产生的，“戒”是由于辅佐君王纠正其过失而出现的；“论”要求剖析事理精当细微；“铭’要求叙述事情清爽温润；赞美寿终的人，那么就产生厂“诔”；为画像题辞，那么“赞”就兴起了。又有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哀文等类文体，“答客”、“指事’之类作品，“三言”、“八字”一类文辞，还有篇辞引序、碑碣志状，各种作品象蜂一样成群涌现，新老文体的发展呈现错综纷繁的局面。就好象埙和笙虽是不同的乐器，但都能发出动听悦耳的乐曲；黼和黻虽然色彩各异，但都能成为美丽悦目的珍品。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文体，作者的各种情致意趣，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

　　我在监国抚军之余，平日有许多空闲时光，广泛阅读各类文章。总是眼睛在浏览，心里在默想，一读就是老半天，竟然没有倦意。自从周、汉以来，年代久远，朝代经历七个，时间超过千年。这期间词人才子誉满文坛，他们才思敏捷，铺纸挥毫，文章多得充满书套。如果不删除其糟粕，采集其精华，要想事半功倍，多半是很困难的了。

　　至于周公旦撰写的那些典籍，孔尼父编订的那些书籍，能跟太阳、月亮一起高悬空中，能与鬼神较量深奥玄妙，它们是道德方面的准则法式，人伦方面的导师良友，难道可以加以删削，加以剪裁？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大概以表达思想见解为宗旨，并不以善于作文当作目的。所以我现在编纂这部《文选》，略去不收它们。

　　至于圣贤的美好辞句，忠臣的耿直言论，谋士的话语，雄辩家的言辞，象冰雪消融、泉水奔涌一样滔滔不绝，又象黄金为质、玉声铿锵一般文质兼美。人们听说的古代辩士辩于狙丘，议于稷下，高谈阔论，折服众人，鲁仲连的辩才迫使秦军退兵五十里，郦食其的劝说降服了齐国七十余城，张良一连提出八大难题，陈平献出六条奇计，他们的事迹美显于当时，言辞流传千载，大略都已见于典籍，或出自诸子及历史著作。象这一类事迹且又繁富，即使记载在书籍中，但是跟文艺作品毕竟不同。我现在的这部文集，也不收入。至于象那些记事和编年的史书，是用来褒贬是非，记清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的，和文学作品相比也有所不同。象那些“赞论”综合联缀华丽的辞藻，“述赞”组织安排漂亮的文词，因为事情、道理出自深刻的构思，最后表现为优美的文采，所以算得上是文艺作品，我就旁搜博采，选辑入书。

　　远自周朝，下至当代，这些入选的作品总共分为三十卷，取名为《文选》。大致编排的体例，各按门类集在一起。诗赋二类体制既有多种，又按小类分别排列。每类之中，各以时代先后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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