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酒令与汉字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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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酒令与汉字修辞

酒令，是古代人们在宴饮和交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是我国古代社会文人雅士、市井游民追求“闲情雅致”的产物。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酿酒初期，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礼序，被称为“酒礼”，后来逐渐演化成饮酒助兴和劝酒、罚酒的一种手段。纵观漫长的中国古代酒令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酒令萌生在周代，变化于秦汉，成熟于魏晋，繁荣于唐宋，至明清两代发展到颠峰状态，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洒令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俗有雅，随饮者的身份、文化水平和趣味的不同而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游戏令、赌赛令和文字令三种，都可以即兴创造和自由发挥。其中文字令比较文雅，它是一种以字词诗赋的巧变应对为内容的酒令，需要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方能自如运用。

我们在阅读一些古代典籍或小说时，常常会看到一些情趣古雅的酒令，特别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文字令。“文字令”，故名思义，它是一种以汉字作为行令对象的酒令，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系统交际的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汉字的结构是点画成文，合文为字，组装灵活，变化多样，这种结构模式，使汉字增添了许多非语言性独特功能。因此，人们常常在文本中运用汉字的形体来传道、领会或说明积淀在字形中的生活经验、人生哲理和文化心态，这就是修辞学中所说的汉字修辞。汉字修辞，简言之，就是以汉字的形体为依托进行的修辞。它是汉语修辞的一个分支，也是最具中华文化特征的修辞。由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以及受拆解字体风气的影响，人们在利用汉字形体进行交际的实践中，发现汉字修辞手段在文学艺术、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酒令中的文字令即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从汉字修辞的角度探讨一下酒令文化中汉字修辞格的运用。

一、拆字与并字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其构件多具表意性，组合能力强，因此汉字能拆卸、能组装。这种特性是线性的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析字格也成为汉语中魅力无穷的一种辞格。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中论述了拆字，“拆字，就是分解字形并重新组合。这是一种造词方法”，“作为一种修辞方法的析字，就是利用分解汉字形体，重新组合，构造出临时性的同义手段”。“并字”是合并汉字的简称。所谓并字，就是将几个汉字或偏旁并合成一个新的汉字来表意的修辞现象。

据《归田琐记》载，明朝的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临别时，同僚好友为他设宴饯行，有人提议行令侑酒，好友陈循率先运用拆字和并字格行起了第一令：“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车”，因“轰”的繁体字为“轟”，由三个“车”字组成，此为拆字;把“余”和“斗”合并为“斜”字，此为并字;最后一句是唐代杜牧的诗句，用在这里的意思是：登上车，我们的好友就要远走他乡了。第二令为高谷所说，“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他把“品”字拆成三个“口”字;将“水”和“酉”合并成“酒”字;暗说陈询正直的品行，最后一句引用唐代王维的诗句，劝其再饮一杯，表达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惜别之意。最后一令是陈询所说，“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将“矗”字拆成三个“直”;把“黑”和“出”两个字合并为“黜”字;最后一句是《论语·微子》中柳下惠被贬黜时说的话，在此情境中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直性子的人，怎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遭贬黜呢?

这个酒令别具风格，三人都运用了拆字和并字辞格，先说一个字，并将它拆开;再说两个字，并将它们合成一个字;最后说一句诗文，必须与上文意思连贯。三人在行酒令时巧用汉字修辞手段，拆并离合，友人表达了惜别、关心之情，陈询说出了抑郁愤懑的心声，意味深长，相映成趣。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鬼令》中也采用了拆字辞格来刻划、嘲讽酒狂展先生。席中一人先行令：“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赢一盅。”另一人接着说：“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赢一盅。”……轮到展先生时，他出令道：“日字不透风，一字在当中。”众人知其无法组成另一字，笑问：“推上作何解?”他忙不迭地说：“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盅。”音未落尽，一盅酒早已下肚。展先生为了自己得酒，故意把日字拆开，利用“一口”二字抢喝了一杯酒。“酒狂”嗜酒如命的情状，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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